心理、社会和环境因素也是导致健康危险的因素

    英语“Health”这个单词在西学东进的早期是被译为“卫生”的，如1859-1889 年间嘉约翰的译著《卫生要旨》和1905年清政府在巡警部内设立的“卫生科”。到1930年代才开始出现翻译为“健康”的例子，如美国医学博士米勒耳医师的医学科普著作“The Way to Health”被翻译为《健康生活》，1932年由上海时兆报馆印刷发行；1932 年南京成立“南京市健康教育委员会”，而不是“卫生教育委员会”。（“卫生教育”和“健康教育”都是“Health Education”的译名）。

    在西方自然科学基础上形成的当时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模式给西方医学带来了强大的生命力。包括人文科学和古希腊理性科学等的西方科学完整体系为西方医学的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西方医学逐渐成为现代医学的主流。然而，西方医学在被中国接受的过程中也遇到和西方科学引进中国时一样的命运。

    由于观念上的落后，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受十分落后的经验医学模式的束缚，从上世纪下半叶至今我们从决策者、医护人员，到老百姓在行动上都采取了许多完全违法科学原理，南辕北辙的措施，造成中国今天仍然被过时落后的生物医学模式统治的不幸局面，出现了中国在和平崛起后却是健康资源一方面十分紧缺，一方面十分浪费的既奇怪又矛盾的现象。

    这个模式是建立在当时十分先进的生物医学模式的基础上的，强调医学长学制精英教育，医学教育与医学科学研究紧密结合，政府和学术团体对医学院校的管理和规范等。应该说，福勒斯纳报告促进了西方主流社会实现医学模式的转换，彻底抛弃了主导西方医学二千多年的体液平衡经验医学模式，使西方医学能够轻装上阵，逐渐地成为今天全球现代医学的主流,以至于我们往往会下意识地将现代医学和西方医学等同起来。

    新医学模式认为，疾病的产生除了生物学原因之外，人的心理、社会、环境因素也会发挥很大影响。生物学原因不再是唯一的病因,而是和心理、社会和环境因素一起属于健康危险因素，即增加患病和死亡机会的因素。因此，对于国民健康来说，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医疗，还包括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及调动人们维护自身健康的积极性，改变不健康的行为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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